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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痛更新 | 深度解讀《逆思維》

無痛更新 | 深度解讀《逆思維》

那天小明開車去一個陌生地方。

車開到一半,手機導航突然提醒:前方道路封閉,已為你重新規劃路線。

小明沒有生氣。

他沒有把車停在路邊,對著手機說:「你是在否定我剛才選的路嗎?」

他也沒有堅持原路線,說:「我都已經開了二十分鐘,現在改路很沒面子。」

他只是看了一眼新路線,轉彎。

這件事很平常。

平常到沒有人會因而覺得自己很開明、很謙遜、很有成長型思維,因為導航更新路線,本來就是導航該做的事情。

奇怪的是,同一個人回到生活裡,面對自己的職涯選擇、伴侶關係、教育理念、投資判斷、政治立場,反應卻常常截然不同。

明明前方道路已經封閉了,他還是想把車開進去。

因為那不是路線。

那是他對自己的想像。

更新導航地圖是很容易的,但更新自我卻很困難。

因爲在許多人的潛意識中,更新自我有一個默認前提,那就是我得痛苦地承認錯誤。


這個星期解讀的是亞當.格蘭特(Adam Grant)的《逆思維》(英文原書名:Think Again)。

格蘭特是華頓商學院管理系教授,他也算是 4THINK 的常客了,我們曾解讀過他寫的《給予》《離經叛道》

首先要説明的是,這本書的書名雖然被翻譯成逆思維,但其實書中内容説的更多是「重新思考」這個動作。

乍看之下,「重新思考」這個動作並不難,不外是在第一層反應之外,進行第二層思考。

難是難在這個動作,往往會牽涉到個體的身份認同。

因爲「重新思考」意味著對過去的否定,因爲我曾給過的答案不對,所以我才需要「重新思考」。

我過去給出的答案不對,意味著我錯了。

而我錯了,這意味著我在他人的面前像個蠢人。

這多沒有尊嚴。

我不能接受別人把我當笨蛋。

所以我寧願繼續錯下去,也不要「重新思考」。

當然,人不會真的有意識地這樣避開重新思考。

但生活中避開思考,避開被別人當笨蛋的風險,這是人之常情,是人的慣性。

人在沒有訓練過自己的刻意思考能力之前,是無法像地圖導航那樣,隨時根據新路況,然後重新計算最優路綫的。

人的默認選項是一條路走到黑,然後碰墻了,被打臉了,感到痛了,才會被逼轉頭找別的路走。

那麽問題來了,你是想冒著被當作笨蛋的風險呢,還是要堅持錯誤的道路呢?

好吧,其實也不用真的去二選一。

因爲我們永遠有第三個選擇,而且是無痛的。

重新思考。

四種大腦

格蘭特在書中,給出了人的四種思考模式,這四種模式對應了四種職業,分別爲:

牧師、檢察官、政客、科學家。

這四種模式不是人格分類,不是你選擇了其中一種就不能切換成另外一種。

它們是可以被學習的思考模式,所以你的大腦可以自動切換這四種思考模式。

現在,想像一場公司會議:

小明是最新上綫的產品的負責人,新產品上線三個月了,而數據不如預期。

老闆和團隊都坐在會議室裡,開會討論這件事情。

第一個同事說:「數據不如預期,也許是因爲我們一開始對用戶需求的判斷就錯了。」

小明聽了心頭一緊。

如果他進入牧師模式,他會開始宣講:這個產品代表公司的長期方向,大家要相信願景,不要被短期數據動搖。

如果他進入檢察官模式,他會開始找別人的錯:行銷沒有把賣點說清楚,客服沒有教育用戶,工程延期影響了節奏。

如果他進入政客模式,他會開始看風向:老闆現在想聽什麼?多數人支持哪一邊?怎樣說才能不讓自己背鍋?

這三種模式是最常見的模式,因爲這些模式都不需要小明承認錯誤,小明不用在大家的面前承認出醜。

同一個會議,同一份數據,三種模式會生成三種世界。

牧師會保護信仰,檢察官會攻擊異端,政客會尋求掌聲。

沒有一種模式會客觀的分析問題出在哪裏。

除了科學家模式。

在科學家模式裡,小明才會問另一種問題:

如果這個產品真的不成立,最早會出現哪些證據?現在的數據有多支持這個假設?還需要做什麼小實驗?

這些問題被搬上臺面,需要一定的勇氣,但至少能讓小明知道哪裏有改進的地方。

科學家模式會檢驗假設,會承認錯誤,因爲科學家在乎客觀事實。

一般人最容易犯的錯,是以為自己正在思考,但實際上只是用大腦替既有立場找辯護。

這種事情在工作裡常見,在親密關係裡更常見。

比如,一對情侶因爲抽不出時間而爭吵。

男的說:「我不是不在乎你,我只是最近很忙。」

這是牧師模式,試圖説服對方保持對自己的信心。

女的說:「你每次都這樣,永遠都有理由。」

這是檢察官模式,試圖找出對方的辯護破綻。

男的又說:「我已經忙得很累了,你爲什麽不能體諒我?」

這是從牧師的防禦轉向檢察官的攻擊模式,試圖指責對方。

表面上兩個人在討論同一件事,但又不是在討論同一件事。

所以爭論很難有結果。

因為他們不是在共同研究問題。

那如果采用科學家模式去解決親密關係的問題呢?管用嗎?

管用。

男的可以承認錯誤説:「的確我最近是很忙,抽不到時間出來陪你。」

他可以根據眼前資訊而想到,愛人已經因爲我太忙而生氣了,我或許應該減少工作量。

隨後答應對方,每個星期至少有哪段時間會陪她。

女的也可以承認錯誤説:「的確我應該給你更多的體諒。」

隨後答應對方,只要每個星期至少有哪段時間一起約個會就好。

好了,你可能會說,這聽起來太理想了吧,現實中哪有這麽順利的爭吵。

因爲現實中人們都處於前三種思考模式之中,牧師、檢察官、政客。

很少有人會主動轉換成科學家模式。

所以我們才需要學習科學家模式。

那麽,更具體地說:

如何才能像科學家那樣「重新思考」?

如果把前面那一節收束成一句話,科學家模式不是一種性格,而是一套操作方法。

它不是要人懷疑一切,也不是要人永遠保持中立。

它要做的是四件事:

1. 把想法當假設,不要當身份

不要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。

既然人那麼容易錯,那是不是應該懷疑自己的一切?是不是我產生的所有想法都必須更新?

是不是我的每個判斷都不可相信?

不是的。

科學家模式不是讓人持有懷疑一切的心態,而是應該讓心態保持一種「自信的謙遜」(confident humility)。

這個說法看起來矛盾。

自信就是相信自己,謙遜就是承認自己有限。兩者怎麼能放在一起?

其實兩者并不相悖。

自信,是相信自己有能力學會。

謙遜,是承認自己現在還沒學完。

一個人可以對自己的學習能力有信心,同時對自己當下的答案保持懷疑。這比單純自信或單純自卑都更好。

我覺得這個定義很重要。

謙遜不是跪著說「我不行」。

謙遜是站著說:「我可能還沒看全。」

有一次,格蘭特在某個訪談裏裡,提到了一個心理學家丹尼爾·康納曼(Daniel Kahneman)的故事,這故事就很能説明科學家模式的心態,是怎麽運作的。

他說,康納曼聽完一場研究分享後,曾經表現出一種很罕見的反應:

他不是因為自己被證明正確而高興,而是因為發現自己原來錯了而高興。

而康納曼之所以能錯了還高興,是因爲他把「我錯了」和「我這個人不行」分開。

換句話説,康納曼的更新是「無痛」的。

對多數人來說,這兩件事常常黏在一起。

一個觀點錯了,就像自己少了一塊。

一個判斷被推翻,就像自尊被刮傷。

但對科學家式的大腦來說,想法不是身份,而是暫時假設。

假設被推翻,不代表人被否定,只代表模型更新了。

2. 建立挑戰網絡(challenge network)

一個人要重新思考,光靠自己很難。

因為人最不擅長的事情,就是看見自己正在逃避看見的東西。

《逆思維》的官方討論指南裡,特別設計了一個問題:誰在你的挑戰網絡裡?

支持網絡,是在一個人受傷時扶住他的人;挑戰網絡,是在一個人自我感覺太好時拉住他的人。

這有很像我們在《属于人类的深度学习》提到的「爱之诤友」

想像一個場景:

小明想開一家咖啡館。

他把計畫拿給幾位朋友看。

第一位朋友說:「太好了,我相信你一定可以。」

第二位朋友說:「你的審美很好,這個空間一定很漂亮。」

第三位朋友沉默了一下,問:「你有算過每個月要賣多少杯咖啡才能打平嗎?附近三家咖啡館的人流量你看過嗎?如果前三個月都虧損,你可以撐多久?」

小明當下最不喜歡第三位朋友。

但這些提問,逼迫了小明去思考和解答,自己原本沒想清楚的事情。

前兩位朋友保護他的情緒,第三位朋友保護他的判斷。

這就是挑戰網絡的價值。

3. 用機率把自尊從答案裡拿出來

《逆思維》裡提到了菲利普.泰特洛克 (Philip E. Tetlock)的超級預測者研究,我們曾經在《用科學知識打造一名諸葛亮》解讀過他寫的書《超級預測》。

泰特洛克的 Good Judgment Project 在 IARPA 的地緣政治預測比賽裡,累積了四年、五百個問題、超過一百萬次預測,其中,他把預測準確率最高的那群人稱爲「超級預測者」。

探究了大量預測數據之後,泰特洛克指出,超級預測者有一個共同點,就是不把判斷當信仰,而是當機率。

他們願意修正判斷的置信度,而且常常只是小幅修正。

比如,在預測一家公司會不會成功的時候,他們較少給出「一定成功」、「一定失敗」、「可能成功」這些極端或模糊的答案。

而是會說「我認為這家公司有 70% 機率成功」。

當然,斬釘截鐵的說「這家公司一定會成功」很有氣勢。

但氣勢越強,修正成本越高。

而如果是說「我認為這家公司有 70% 機率成功」,心理結構就不一樣了。

因爲它留下了 30% 的空間,讓人承認自己可能錯,也讓新證據有地方進來。

這是一種讓回答變得准確的方法,也是把自尊從答案裡拿出來的方法。

當判斷被寫成機率,人在心理上就比較容易繼續問:

什麼證據會讓我從 70% 降到 55%?什麼證據會讓我升到 85%?

我是否因為討厭某個人,所以低估他的成功機率?

而問題一旦可以這樣問,重新思考就會變得容易。

4. 把二選一的問題重新複雜化

重新思考還有一個障礙:大腦喜歡二分法。

支持或反對,成功或失敗,理性或感性,進步或保守,好人或壞人。

這種二分法很省力。

它像電燈開關,按下去,亮或暗,一目了然。

問題是,現實世界很少長得像開關,它更像調光器。亮度有很多層,顏色有很多層,情境有很多層。

面對簡單的二分法,事情要麽對要麽錯,一般人並不會選擇重新思考。

但格蘭特認爲,既然現實從來都不會那麽簡單的一分爲二,那麽正確的看待方式,當然就是恢復事情本來就該有的複雜度。

而要恢復事情本來的複雜度,那就需要我們不斷地問 What else? 還有什麽?

談 AI,不是只分樂觀或悲觀,而是問:What else? 它會只在某些任務上替代人嗎?又會在哪些任務上放大人的差異?

談教育,不是只分自由或嚴格,而是問:What else? 我可以給孩子多大程度的自由?又在哪些事情上需要嚴格的約束?

問題一旦變複雜,你的聯想就會擴大,你就更可能的達到正確路徑。

重新思考之上,進行重新想像

其實,《逆思維》可以很容易被概括成一句話:

人要開放,要謙遜,要願意承認自己錯了,不要把想法和身份綁定在一起。

這些都對。

但如果我們只停在這裡,那也未免有點老生常談。

其實現實裡最難的,未必是承認「我可能錯了」,未必是重新思考某個想法、觀點。

而是對自我的重新想像,對世界的重新想像。

因為人很多時候不是被一個錯誤答案困住,而是被一個太小的問題困住。

比如,一個人問:

我到底應不應該離職?

這當然可以重新思考。可以重新評估公司前景,重新計算收入風險,重新判斷自己是否太情緒化。

但這個問題本身,仍然把人困在「留下」和「離開」之間。

重新想像會問的是另一組問題:

我能不能先換一種工作方式?

我能不能先在下班後做一個小實驗?

我能不能把目前這份工作,不再想成終身身份,而只是下一階段的資源?

同樣是一份工作,問題一變,自我就變了,世界就變了。

原來不是只剩下忍耐和辭職。

中間還有試探、轉向、協商、累積、兼職、減少投入、重新設計生活節奏,等等。

這些選項不是答案,它們是想像力打開之後,才會看見的路。

如果人只是在原來的世界裡重新思考,那多半只是把舊棋盤上的棋子重新擺一次。

但有些時候,需要被改變的不是某一顆棋子,而是整個棋盤。

我自己的體會是,很多人生問題一開始看起來像判斷題,後來才發現其實是想像力問題。

那麽,如何拓展現像力呢?

關於這個問題,4THINK 的讀者知道,我們一貫推崇萬物皆可聯想的原則,所以我想你應該知道答案。

這篇文章要重點說的是:

重新思考,是用科學家模式去實事求是,更新對事物的認知;重新想像,則要求你先跳出眼前的框架,然後再更新認知。

前者讓人承認「我可能錯了」;後者讓人看見「我可能不只是這樣」。

所以,回到開頭那個導航的比喻。

導航重新規劃路線,當然很好。

但其實很多人不只是路線錯了,而是從來沒想過自己其實可以去別的地方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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